常用俗语中有句“花好还要叶来扶”，尽管注意到对花木的赏读———叶的地位不可或缺，但同时又从这一角度默认了叶的配角身份。唐人杜牧则另有发现，提出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理念，万花纷谢之际，霜叶独绚秋光，示人以新看点。
笔者理解，杜诗中的“红”，并非是对一种颜色的指向，而是“受人重视和欢迎程度”那个意义上的“红”，所谓“当红”：一则以枫为代表的多种秋季变叶木染霜后，叶片细胞中的“花青素”与不同物质（或同一物质不同含量）的融合，会发生不同的“色变”，呈现“红黄绀紫，诸色咸备，笼山络野”之象（俞陛云赏读杜诗语），岂一个“红”字了得？二则“当红”之红，突出了霜叶于风劲霜严之际更抢眼球、更受关注的语意。
此种对霜叶角色的推出或提升，其实并未到位。在杜牧眼里，霜叶即便“红”过“二月花”，也毕竟还是叶。如谓丫鬟长得比小姐漂亮，一时抢了风头，但到底不是小姐。直至明人李渔认识到霜叶的主要代表枫桕类植物是“木之以叶为花”者（《闲情偶寄·种植部》），才私下把叶中的这一类与花同等看待。
但李渔这一灼见，古人似未有共识者。霜叶中的佼佼者枫“叶”始终未能超过同以傲霜取胜的菊“花”之地位，也未像岁寒三友———松、竹、梅那样被文人墨客打造成一个独立的画种和诗品，或被志士仁人归结出一种精神楷模和品格象征，而是停留在“红叶题诗”的文化附庸地位，以及“红树青山好放船”的背景层面。
乃至更早些时候，大诗人白居易雅兴顿生，开展一项叫“石上题诗扫绿苔”的文化活动时，竟拉上“林间暖酒烧红叶”去“垫背”（戏指配上联）———用那种阴湿之地滋生的无名苔藓与红叶相对，既煞枫景、也不解枫情。而宋人杨万里之“小枫一夜偷天酒”，更用酒鬼之心度霜叶之腹，看似美妙生动，实为亵渎，比较他褒扬荷花的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，未免太小家子气。
其实，霜叶本身展示的赏读层次和形象意蕴———即便仅仅是带给旅人的文化趣味，也大有可着眼处。遵循李渔“以叶为花”的指点，至少不逊于盛放在季节的对应一端———早春而具可比性的梅花。
比如明清旅行家赏梅有个四字要诀“探寻问访”，转用为霜叶更见美妙：按捺不住枫情者，未入十月就赶赴京城香山探看，“一叶变而知天下秋”引发的爽朗情感和盎然情趣，应胜出苦寒中发现“春信一枝梅”的惊喜。随着各地枫红时间缘地理纬度的降低逐日南移，有朋自远方来或网上偶遇，问一句彼处叶红否？叶红已几分？也等于“聊赠一枝春”的雅致。
而一些江南遗迹和地名传承至今的信息密码———金陵之栖霞山、姑苏之枫桥、浙闽之仙霞岭等，较之梅花山、梅花洞、梅坞的直白，更具诗意的指引而移人寻访的脚步。
及至蒹葭苍苍、白露为霜之际，结伴群行，前往万山红遍、层林尽染的湘江两岸，或远赴成都阿坝州米亚罗方圆3688公里的浩瀚枫林，或跃上“霜重色愈浓”的北京香山，当会置身赏读霜叶的最高境界：被枫火点燃的豪迈情怀，一扫“自古悲秋多寂寥”的传统气象———较之“凌寒报春”的梅花传递的意志不可同日而语：
后者有“大地微微暖气吹”透露的信息，知道山花烂漫万紫千红的春天马上就要来临，有必胜的保证和信念的支撑。而霜叶则是与严霜劲风的决一死战，未来是漫漫严冬，决战的结局只可能是“化做春泥更护花”。此种审美象征就于壮美中凸现出壮烈，更见英雄本色，其无私无畏的感染力和可信度更大。
而毛泽东诗词“万木霜天红烂漫，天兵怒气冲霄汉”———以霜叶之烂漫比兴士气的雄猛，可鼓舞斗志、激扬士气、振奋人心，堪入思想文化宝库。
于此，许多的花会输给这叶，而委屈了这叶去“捧”花，或“扶”花，自会羞煞百花的。
青梅煮酒
